1月13日，中國文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第六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推優云發布典禮在京舉行。

其中，由中國攝影家協會推送的李楠作品《從“觀看”到“觀念”》獲得了“年度優秀文藝評論著作”；楊莉莉作品《深圳紀實攝影四十年：超級城市化下的敘事與趣味》獲得了“年度優秀文藝長評文章”；袁潔作品《被“拔苗助長”的專題攝影》獲得了“年度優秀文藝短評文章”獎。

“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推優活動涵蓋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民間文藝以及藝術學理論等領域，旨在推出優秀文藝評論作品，激勵文藝評論工作者，推進全國文藝評論創新和繁榮，促進文藝事業健康發展?；顒用磕昱e辦一次，2016年至2020年已成功舉辦五屆。

本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推優活動作品報送以單位推薦為主，在此前設立的年度優秀文藝評論著作、年度優秀文藝評論文章（長評）兩個項目基礎上，增加了年度優秀文藝短評文章項目。此次推優共收到報送作品548份，其中著作62部、長評307篇、短評179篇。中國文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秉承堅持導向、注重質量、寧缺毋濫的原則，經過初評、復評、終評，并報中國文聯批準，最終推選出年度優秀文藝評論著作5部、長評文章20篇、短評文章10篇。

楊莉莉的文章《深圳紀實攝影四十年：超級城市化下的敘事與趣味》曾經在《中國攝影》雜志2020年12期刊發，“啄木鳥杯”評審委員會專家對此文的推選意見如下：

本文立足于深圳在地長期觀察和體驗，分析紀實攝影與城市發展在時空變化中的互動關系，歸納深圳攝影的共性，在“敘事”與“趣味”兩個方向下，做出了具有一定學術性的分析和概括，對于進一步認識深圳攝影發展歷史和促進攝影創作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在此發布楊莉莉的文章，以饗讀者。另外，在《中國攝影》2021年8月刊上，南無哀撰文解讀了李楠的著作《從“觀看”到“觀念”》，我們將在隨后的公眾號推送中發布這篇文章。

《中國攝影》2020年12月刊楊莉莉文章版面

深圳紀實攝影四十年 :超級城市化下的敘事與趣味

文/楊莉莉

深圳自1980 年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以來，這個原本在珠江口上極不起眼的小漁村，以全球最快的發展速度擴大城市規模，積累巨額財富?！吧钲谒俣取本褪巧钲谧畲蟮臉酥?，40 年間成為中國的“硅谷”，邁入城市GDP 四千億美元的國際超級都市行列。1978年深圳的前身寶安縣，人口不過十幾萬人，而現在深圳的戶籍人口加常住人口已經高達一千多萬。深圳變成了全國人民熱衷的“遷徙”之地?！皝砹司褪巧钲谌恕?，不僅是深圳的“萬神殿”——深圳人才公園里最醒目的口號，同時也是深圳沒有“原鄉性”的真實寫照。

“深圳速度”——放在全球都獨一無二的生長速度，對深圳的攝影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一個爆炸性的超級都市的“時空生長框架”（time—space cube），深刻影響了深圳攝影人的心智模式。深圳攝影人幾乎被魔幻的現實驅使著不停地按下快門，以至于快門不一定趕上現實的高速。

一、深圳：一個超級都市的圖像整體案例

如果將深圳四十年的城市更新看作是一種“空間擴散過程”，這個擴散空間過程中的時間節奏感就變得特別有意思，因為城市地理在不同的時間階段，對社會中的人形成不同的約束。這些不同的約束，就會造成人們對社會的不同理解方式。而這種理解，也會反映在攝影上。比如，在深圳早期，外資的廠房必然和村社中的居所相結合，工人們雖然是工人，但要住在附近村的民舍或者工棚里面。少量工人對應的是“隨地取材”的居住空間。而隨著“三來一補”工業利潤的擴大，資本變得穩定，大量的工人雇傭關系產生，就修建宿舍，方便工人們沿廠而居，縮短生活時間，擴大工作時間。隨著產業的升級，城市功能組團的出現，高端服務業會聚在CBD，而各種行業的從事者可以利用便利的通勤或者汽車自駕來選擇居住的空間。而遷移到城市邊緣的制造業，利用郊區的土地規模和城市擴展的活躍邊界，來選擇廠區和街區的收益最大化，選擇土地租金和生活便利的效用最大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從深圳市區遷移到深圳關外坂田，甚至擴張到東莞松山湖的華為基地。

我們將40 年來有關深圳重要攝影作品按照“時空框架”做樣本上的排序，首先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有關深圳的作品，大多數是紀實作品。第二，這些作品可以按照深圳地理擴張的時間節奏來對作品呈現的地理和時間進行歸類。第三，這些作品還可以根據主流體制攝影敘事和民間攝影敘事的“焦點對象”進行標簽化、編碼化。最終，可以得到一份整體40 年來的圖像案例（當然案例太多，有些在文章中就不必提及）。這些案例的選取，有官方的檔案系統，也有攝影雜志的刊介，還有重要的美術館的展覽。這些圖像案例基本展現了深圳這個小漁村如何在時空中上演“超級都市化”的大劇，這個過程中人的狀態、行動、情緒和約束。更重要的是，筆者通過這份整體的圖像案例來反推出深圳攝影人的意識。在其時其地，圖像為什么會這樣生產？用蘇珊?桑塔格的話說，圖像背后的那個主觀設計是怎么完成的？究竟在快門釋放的那一瞬間，誰主導了攝影人的靈光一閃？

草根原創音樂者的夢想，2010年 　賈玉川

二、城市化的時空框架：深圳攝影的敘事節奏

深圳還是廣東寶安縣的時候，在海關工作的鄭中健，寶安縣文化館工作的何煌友，都是深圳這一“前身”的優秀紀錄者。鄭中健和何煌友以一種民族志的樸實手法，將深圳作為一個縣城的社會經濟生態忠誠地記錄下來，以至于當人們回顧這些人的作品恍如隔世，就像一個城市在“發展大爆炸”前的起點：極為平靜、毫無特色和毫無欲望。

從他們的攝影作品看，1980 年以后的深圳，其城市化起初按照多點狀散開。這一點有別于城市化普遍模式的“中心- 邊緣”擴張模式。舊城區是發力的起點，而新邊界則因移民的到來而不斷向外推移。深圳的羅湖承接香港的貿易和物流、中英街承擔了邊境商業互動、蛇口工業區開始推進“三來一補”制造業，做特區中之特區。直接向中央要了一塊地的蛇口工業區，當時有一句響徹全國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它也是關于深圳城市化“時間地理”框架的最好表達：時間必須非常值錢，城市的空間價值必然要依靠效率才能生存。

升，深圳紅嶺大廈工地，1984年　周順斌

那時候深圳攝影人的代表，如周順斌、鐘國華、劉延芳、趙連勤、薛國良、董方明、劉偉雄、孫成毅等人的作品，就是這一爆炸性時空框架的反映。周順斌在1984 年創作的作品《升》，拍攝深圳城市化下的建筑工人，鏡頭仰角拍攝，視域被正在建設的樓群所圍繞，主視線直達頭頂的灼日，照片隱喻著一種豪邁的氣概。新的城市家園正在完工，新的生活激情正在燃燒，新的城市空間正在擴張。這一切，都是確定無疑、不可阻擋的。孫成毅的《藍天的詩行》則拍攝藍天下的巨大腳手架，它更像是一個有關空間的極端認知?？臻g在藍天白云之下瘋狂擴張，整個生長過程有一種野生式的悄然，這無疑是城市化力量的全部展現。建筑工人在巨型腳手架中呈點的存在，勞動者不是焦點，主體性讓位于城市化空間。

藍天的詩行，1984年　孫成毅

坦率地說，周順斌、鐘國華、孫成毅等攝影人雖然具有主旋律的意識，但是并不是為了宣傳而宣傳。因為深圳特區雖然批復，但是否會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被反轉，誰心里都沒有譜。改革開放之初，質疑的分貝永遠比苦干的動靜要高。特區到底可以特多久？永遠都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這座城市每個人的頭上。

對于深圳攝影人來說，城市發生的一切，既是因為發展太快而導致稍縱即逝，又怕道路會被改回去，變成一段沉積在博物館里的檔案。所以，深圳攝影人特別有時間緊迫感，害怕道路的質疑、人心的翻騰。即使深圳官方，在當時全國大體制的話語里面也是邊緣的民間。所以，深圳攝影人在這個階段，其實很難說有純粹的“體制和民間”的視角之分。深圳攝影人無論是對中英街的日常紀錄，對蛇口工業區的建設風暴的紀錄，對城市物流道路的紀錄，對建設者工房棚屋的紀錄，都呈現出一種惺惺相惜的禮贊和忐忑不安的表達，對于城市和人，都有一種小心翼翼的分寸。那時候的深圳，整個就是一個民間。

真正的變化是“春天的故事”來了。鄧小平同志“1992 年南巡”以無比堅定的語氣肯定了深圳特區是辦對了，“要發展得更快一點，步子邁得更大一點，思想要更解放一點”。深圳的故事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洪流中最激進的浪花，沒有人擔心深圳故事會“爛尾”了。這時候對于深圳攝影人來說，體制和民間的二元開始漸次出現，并開始左右深圳攝影人的城市紀實敘事。

攝影人的體制敘事聚焦在領導人所提“深圳要作為發展的榜樣”。但城市化又不僅僅是建構發展樣本、向上級客觀匯報改革成果這樣簡單。城市化本身就是一個發展和問題的集合體：產業地理的擴展、農民工的蜂擁、鄉村經濟的瓦解、城中村的崛起、郊區化的轉移、生態環境的變化、中產階層帶領的新消費經濟、城市犯罪的問題、青年亞文化、步行老街“士紳化”（gentrification） 改造，以及CBD引發的高端產業集群、“深圳是否失去競爭力”的各類發展憂思和質疑。體制與民間焦點的分野正式拉開。判斷體制與民間，不是根據其人是否在體制內任職領一份薪水，而是其攝影的焦點，是追隨“深圳是‘發展是硬道理’的樣本”這一主旋律，還是展現深圳城市化的問題：“城市化下人與空間的關系”這一命題。

蛇口開山炮打響中國改革開放第一炮，1979年7月2日　何煌友

深圳的“民間視野”發軔于張新民1980年代開始的作品《農村包圍城市》，隨后一大批深圳攝影人開始關注深圳城市化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城市奇特景觀”。當時的學術背景是李媚主編的深圳《現代攝影》雜志，在1986 年提出了未來中國攝影的發展方向，即以“紀實攝影”為主體的現代主義攝影的方向，影響了諸多攝影人的創作路徑。

攝影人秦軍校則聚焦在“深圳的城中村”，他不僅拍攝“握手樓式”的村景，也登堂入室走家串戶，拍攝城中村內景。他呈現出一個逼仄簡陋但又富有生氣和憧憬的空間。這些村域空間有些是歷史遺留建筑，如廣東特有的客家圍屋、碉樓；有些是村民領略城市化的意識，結合自己的村鎮意識，自行建造的“四不像”的住宅。村民的城市化意識投射在空間生產上，展現出一種繼承與套利的糾結感。

楊俊坡從1994 年起在深圳街頭拍攝，至今仍在堅持這個主題。他照片的背景既有典型的城中村、老城區，也有市中心商業CBD，以及原來的“關外”地區，呈現深圳多樣的社會階層和在地性。他抓拍了城市化中女性自立優雅的形象?？梢哉f，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形象是城市文明程度和性別平等現狀的直接反映。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人物大都是職業女性，她們行動利落、謙卑內斂，可以看出深圳這座城市中的女性，在經受城市高速發展和社會性別偏見的雙重壓力下仍保持著堅忍和自強。

隨著深圳城市化的升級，“三來一補”產業開始退卻，文化產業、科技產業、金融產業逐浪踏來，深圳也變得階層森立、形態多元、空間復雜。張新民、陳遠忠和鄭黎崗關于農民工群像、股災下的人類、城市爆炸惡性事件的拍攝，隱含著對城市含蓄的批判。

余海波的《大芬油畫村》是關于深圳一個奇特的文化景觀：用高度原創的方式去復制。按照城市一般的空間規律，在沒有政府資金補助的情況下，藝術家村落一般會因為級差地租的原因，被推至城市的邊緣，租用農民房建工作室。大芬村的神奇之處在于，原本是香港人偶然做的一個仿作畫廊，居然被復制成一個產業，變成了規模龐大的畫匠手工業集群，余海波用頗為平淡的方式來紀錄這一空間上的“原創悖論”：“以復制作品來滿足市場需求，但用純手工來創造溢價，空間的形態是獨特不可復制的”。

李政德的《新國人》則完全擺脫了“獵奇”視角，以一種直接粗暴的“快照”美學，關注這個移民城市中的中產、富人階層以及他們夸張的消費主義?！缎聡恕纷屓寺撓氲搅_伯特? 弗蘭克(Robert Frank) 式的意圖。但羅伯特? 弗蘭克的《美國人》是橫穿美國國境的人物白描，而李政德則是利用深圳作為超級富裕都市，在城市化時空框架下的消費欲望橫空出世這一背景，來刻畫“買就是創造”的深圳新國民。

股潮，深圳，1992年　張新民

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Torsten Hagerstrand）提出的“時間地理決定論”，可以作為深圳攝影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他將人類空間活動進行時間衡量，從而準確地了解人類的遷徙模式。比如農民如何進入城市，進入的過程是他們適應城市的時間過程，也是一個他們生存空間的擴展過程。根據深圳城市化展開的時間地理，對應著深圳攝影人的紀實敘事，不難發現其內在的節奏是一致的。城市化的人群形態展開和產業形態升級，基本上對應著深圳攝影人的思考和敘事的節奏。深圳攝影人一直被焦灼的現實所驅趕、被魔幻的現實所觸動、被多樣的現實所選取。他們不需要花費心思創作更具審美性、更意識流、更具觀念性的攝影，他們的內心已經被城市所占據，他們沒有力量也沒有意愿從現實中掙脫出來，沉迷所謂的“為藝術而藝術”。深圳的爆炸性時空框架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牢牢地吸附著他們，讓他們擁有同一種共同的趣味和自覺。

三、深圳的終極攝影趣味：空間與人關系下的紀實攝影

深圳的故事在于，它是從一個漁村開始起步，從鄉村走向了超級都市，這種前所未有的時間地理框架，使得深圳攝影人不僅僅像他們的世界同行那樣尋找有關這個城市的題材，更重要的是，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切片問詢”往往不能追逐到像深圳速度這樣的城市化社會變遷?？扉T必須很快，因為事物變化太快，消失得也很快。但悖論的是，曝光時間還要很“長”，因為完整觀察它的來龍去脈，是需要一定的長波段眼光。它構成了有關深圳的紀實影像的一種氣質上的平衡。

例如剛改革開放的中英街門庭若市，它是一個與世界“邊境互動”的街市。但是很快，這個象征就變化了，因為全球化已經開始深入到深圳的蛇口、羅湖、福田。一個商貿街道的命運就開始退卻，它快速變成了一個到此一游的景點。到了1997 年香港回歸之后，中英街看上去連“深圳必打卡景點”都算不上，所以深圳的攝影師拍攝的中英街，就變成多次命運轉折的無厘頭呈現。

深圳的“城中村”也是深圳攝影人的重要題材。深圳因村而起，實際上村“包圍”了城，開始城小而村大，村域經濟猶如一個個社區經濟。不過，隨著城市化升級，再加上2003 年深圳開始推行“凈暢寧”工程，著重取締一些城中村，導致各村面積萎縮，城市化產生的高地價彌補村集體經濟的收益，但也抬高了原本安置于城中村的居住成本。最后，隨著政府安居房的大量推出，城中村的民間保障房的功能開始變弱，甚至一些聰明的城中村，開始引入新型人才，招商招租，向各種科技產業園、大數據云計算產業基地轉型，追逐時代的風口產業紅利。有趣的是，深圳攝影人鏡頭下的城中村，不僅要追逐城中村的演變，也要受到城中村全球化視角的影響（比如在很多西方學者眼里，城中村反映的是底層人們的居住權利）。所以，深圳攝影人所展現的村中村，既有蝸居的愁苦、不安全的忐忑也有人拍出參差多態的溫暖和人間煙火的世態。

所以，“深圳攝影趣味”，意味著在深圳的時間地理里面，深圳攝影人的心智模式被牽引、收斂到以下的屬性里面。

1. 深圳40 年的高速發展，爆炸性的城市化過程以及伴隨著的人類遷徙模式，使得這片土地上發生著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化。以至于記錄這種變化成為深圳攝影人的焦點題材。深圳攝影人骨子里覺得，深圳進行著的“現實的魔幻”已經足夠超越“觀念的生造”，爆炸性的時空框架，就是攝影主題素材的一切來源。

2. 深圳攝影人善于用累積的影像來判斷城市的變化。時代既需要極速的快門來捕捉變化的速度，也需要“長時間曝光”來理解那些看不清的、被遮蔽的東西。所以從“快門”端誕生了深圳攝影的“體制敘事”（例如城市基建面貌的更新），而從“曝光”端誕生深圳攝影的“民間敘事”（例如關于“二奶村”“城中村”“華強北市場”“三和市場”等等作品）。

3. 深圳人的原鄉都不是深圳，但“時間地理決定論”依然作用于深圳攝影人在深圳之外的拍攝，他們依然遵循了“累積變化”和“曝光暗處”這兩大特征，將深圳之外的地域拍攝，呈現出體制和民間的兩種敘事的交織，無論是西藏的長卷紀錄、“地球的表情”以及“全國一代人的肖像”等等作品，都充分驗證了深圳攝影人的屬性：一種源于深圳都市的爆炸性的時空框架所產生的內在攝影觀。

正是這種爆炸性的時空框架下的“時間地理”，占據了深圳攝影人的心智，使得“深圳攝影趣味”就像蜂群一樣，在一只無形之手的指揮下，群體遵循了一種共同的方法論：基于紀實攝影下的長波段累積式觀察，堅持城外人的客觀中性立場，以體制和民間兩種敘事相互交織的攝影方式，在中國建立了一種鮮明的風格：它不是對現實的獵奇，而是對現實的驚奇；它也不僅僅是一種影像的批判，也是一種影像的溫和空間生產。它是迄今為止關于中國城市化優秀的攝影卷宗。

接下去的深圳攝影趣味將會如何？我們認為城市化依然會決定深圳攝影人的大部分意識。深圳城市化的下一步是數字的城市化、社交網絡的城市化。深圳是數字大灣區的核心地帶，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在數字化和社交網絡化。例如未來的零售消費行業，是需要通過社交網絡來引導線上流量從而實現線下體驗，買賣這個簡單的行為完全可以在線上完成，但被吸引到線下去消費，完全是因為線下的消費是有內容的、有體驗的、有趣的。所以，下一步城市化所影響的攝影，必然也是社交攝影。深圳攝影人不僅用數碼設備拍攝他們所感興趣的深圳，而且他們會上傳到社交網絡上予以分享，不僅僅如此，他們的分享所引發的數字軌跡—別人的點贊、評論、轉發、引發媒體介入、再次變成社交網絡上的影像話題……這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圖像生產循環，卷入更多的、更為復雜的觀看，也會誕生更為龐雜的社會互動和社會介入。從這個意義上，“深圳攝影趣味”不僅是深圳40 年的一個回顧，也是未來的一個期待。

楊莉莉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社交攝影、視覺傳播。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社交網絡時代圖像輿情的傳播機制、社會連接與應對策略研究”（19YJA860029）階段性成果；廣東省教育廳特色創新項目“青年自拍類社交圖像在社會輿情上的敏感度研究”階段性成果。文章發表時有刪節。